白俄罗斯

方言蜕变和人造身份的庞大信息量民族的重

发布时间:2021/6/1 14:21:12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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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constructionofNations

民族的重建

当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的论述在波兰重建处落下帷幕的时候,居然让人心里面出现了那么一些不可描述的遗憾。书本从来就掌握压缩时间的魔法,于是前几页里还因为威尔逊的某些主张在二战后得到实验和推行于是杀得不可开交的两个国家——此处即指波兰和乌克兰——居然在苏联解体后选择把历史还给历史学家,然后从数百年前曾经达成的某种共识作为复兴或修复两国关系的引线,最终达成了惊人的和解。

这是很可怕的。在二战期间,为了能个争取到民/族/自/决的独立国家,他们或利用了法西斯德国,或利用了苏维埃俄国,做了无数关于大规模迁徙和杀戮的事情,目的只是为了让这片他们认为仅仅属于本民族的土地上并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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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在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寻访到的某些记录。更早的时期,乌克兰语或者波兰语,仅仅是不同流通或读写程度的方言,在哈布斯堡的时间线上,波兰或许稍微高级优雅了那么有限的一点点,理由仅仅是因为波兰语受匈牙利语的影响更多一点——或许,不止如此,作为成功的从奥地利国王手中分到大块饼的匈牙利,或许是波兰眼中和心中的偶像级存在,毕竟,那个时候威尔逊还没有发表他挑战旧欧洲帝国架构并影响了人类世界后半个世纪的宣言。因为是方言,或许可以体现一定程度的语言习惯,但并不足以用于区分某些特定的人类属性。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用老兵的回忆引出二战结束后大规模人类行动中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苦大仇深——彼此兵刃相向的并不是从未见过的陌生脸孔,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一边用乌克兰语聊天一边用波兰语祈祷的发小。这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耶路撒冷的前夜,老城里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一夜之间邻居都变成了恶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愿意在围困的间隙悄悄地送上一个番茄或马铃薯——就好像波兰或乌克兰人为了保全对头的小孩于是教他们不同语言的祈祷词一样。

善与恶的标准却不能由此推断。面对老弱妇孺的杀戮确实让人胆寒,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甚至用短短的一句话就可以再现彼此屠/杀的村落里惨绝人寰的状况——暂时离开家回来的母亲,只能从前一天早上塞在孩子口袋里的小圆面包来判断他的身份。中国人有一句古老的言说叫做师出有名。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国家的人,当然可以指责无差别的暴行并不具备文明世界的基本要求。但是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因为年份从上世纪改成这世纪就停止发生。当不同社群面对差异性而产生自治乃至于更多诉求的时候,如何划分定居点之间的界限,乃是永远都无法一刀切的事情。纵观人类历史,勉强活下来的一刀切分界线好像只剩下了朝鲜半岛,但即便是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下饭综艺里,依旧洋溢着抹除那条线的真挚情怀。回到曾几何时的波兰和乌克兰。按照威尔逊的某些主张,然后又经过了法西斯德国和前苏联,波兰和乌克兰的问题复杂而且魔幻,就好像略带山东口音的江浙方言使用者与略带福建口音的江浙方言使用者忽然就有了深仇大恨——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几代以前就生于斯长于斯的同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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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前半本书里那些关于各种语言的纠缠不清,就是给我这样一种感觉。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与其说是波兰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混居,倒不如说是若干种在不同场合使用的白话然后稍微划分了使用情境。一个最无法定义的例子出现在全书第一部分的每章节开始处。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不厌其烦的援引立陶宛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旷世杰作《塔杜施先生》,而其中第一处的援引就是后来成为某国歌段落的“立陶宛!我的祖国!!你如同健康一般,只有那些失去你的人才懂得你的珍贵”。但这首诗却是用波兰语写成,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认真的回溯了波兰语是怎样替代当时在立陶宛地区使用的官方语言斯拉夫语和方言鲁塞尼亚语——随着文艺复兴的影响,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使用的语言越来越接近,然后构成了两个不同身份认同族群的羁绊,而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显然就是背靠这样的历史渊源诞生的。在当时——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写道——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贵族之间用波兰语交谈,在家里或者和农奴讲话的时候使用立陶宛语或者白俄罗斯语(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那么亚当·密茨凯维奇算不算使用了波兰语的写作来反讽立陶宛的伟大呢?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认为这件事不能脱离亚当·密茨凯维奇所在的时代来讨论——尽管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立陶宛人依旧时不时的援引亚当·密茨凯维奇,却依旧不能证明他本人超然于时代——按照罗格瓦尔的考证,亚当·密茨凯维奇看到的世界是因为拿破仑和法国大革命而烟消云散的古典欧洲,更具象的说法是,十八世纪被瓜分的波兰遗留着古典欧洲时代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影子,而古典欧洲散佚后必须要建立起新的文化和秩序以维持世界运转,于是旧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同样可以看到复兴的希望。所以,这一首怀旧气质浓郁的《塔杜施先生》,颂扬的居然并不是立陶宛大公国,而是波兰人的激情。

语言的力量可以说在亚当·密茨凯维奇身上得到了最佳的例证。首先,他当然是立陶宛人,但是即便是在波兰-立陶宛王国之前的年份,波兰语就已经因为更优雅而出现了替代成为立陶宛官方语言的迹象。几代人都是那么认认真真的学习波兰语的听说读写,而只是用立陶宛语唠嗑,甚至连立陶宛大公国的历史都是用波兰语和斯拉夫语言(类似白俄罗斯语言)记录下来的,那么立陶宛的民族渊源又从何说起呢?仅仅是方言身份这件事,对波兰语的绝对控制地位而引发的身份认同偏差,立陶宛语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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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语高高在上的地位杀伤力还远不在此。对波兰化的抗拒成为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那一片土地上的主旋律。当波兰人用法西斯受害者身份扮演着悲剧主角的同时,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对所谓的波兰帝国主义心有戚戚。另一层令人倍感阴森的历史在于,当我们习惯于把波兰受害者等同于奥斯维辛受害者的时候——某一本以德日轴心战后回忆为主题的书里生动的再现了德国老妇人和波兰年轻人之间的冰冷关系——却忽略了另外一点,那就是在波兰死于德国人手的大多是因为最终解决方案,而那些对象是犹太人。在这片现在几乎没有犹太人居住的土地,曾经有一个地方被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众多使用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的人,于是,那里也曾经是犹太文化的中心,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并不只发生在这片地界,也不足以佐证用犹太人悲剧装点自己幸存者优势的波兰人生性奸猾。按照罗格瓦尔的假设习惯,任何事都应该放在当时的大环境去考虑。同样的,反犹或者灭犹这件事,在东欧和在西欧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对于前者而言,理由更加单纯,那就是驱赶少数族裔。按照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俄国的逻辑,单一民族国家要靠谱安全的多——至少,大部分的身份认同达成一致后,就不会出现诸如光荣革命后果这种分庭抗礼的局面。所以,在斯大林任期,他孜孜不倦的进行族群的洗牌和迁移。一些简单粗暴的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譬如以模糊不清的身份识别就把人分成波兰人或者乌克兰人或者立陶宛人或者白俄罗斯人。然后把一堆人搬到另一个地方,又把另一堆人搬到这个地方。当苏联老大哥的想法渐渐变成现实的时候,旧土地上的多数很可能就变成了少/数/民/族,肃清就变成了多数派的基本法。

就好像在迦南地发生的那些事情一样,波兰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之间发生的事情也不算太让人觉得新鲜。稍微不同的是,英国人把阿拉伯人世代居住的地方随便弄了一块当做无主之地给了犹太人,但苏联人则是很耐人寻味的让他们各自离开了土生土长的地方去到另一个旮沓野蛮生长。于是问题来了,每一寸土地都是从来都有人居住的,那么谁才是它真正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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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纠缠不清的是耶路撒冷。在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纠缠不清的是另一座城市,现代人称之为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但实际上,这是一座城市拟人格分裂程度不亚于《玛格丽特小镇》的城市。在立陶宛语中,它叫做Vilnius维尔纽斯,波兰语里,它叫做Wilno维日诺,俄语里,它叫做Вильнюс维尔那,意第绪语里,它叫做??????维尔纳,白俄罗斯语里,它叫做Вiльня维尔尼亚。尤其当自己的民族回溯都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而频频断裂的时候,每个国家都自诩为立陶宛大公国的嫡系——反正每一种语言都曾经在当时的立陶宛大公国里出现过——首都的归属,成为了各自扯皮时永远都无法绕过的节点。

简单又粗暴的处理结果是斯大林的手笔,曾几何时的东欧老大哥用他的强势和霸道划分了几个国家的国界,然后大笔一挥就给他们指定了首都。在一个多世纪的自我认同和历史迷思之后,他们再一次被随随便便贴上了某些标签然后丢到别人以为他们应该待的地方——这当然不是基于浅薄东欧历史知识的联想,而是罗格瓦尔用了不少例证以说明的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立陶宛或乌克兰人曾经和德国人合作,于是他们在战争结束的前夕会随便抓波兰人,然后冒用他们的身份证,来抹掉黑历史。这虽然是一种极端的情况,但毫无疑问,那些立陶宛人或乌克兰人必然会成为后来的波兰人,然后身陷三个国家的领土纠纷和国家净化而无法脱身。那么问题来了,当他们打起来的时候,到底是波兰人?乌克兰人?还是立陶宛人?

从罗格瓦尔看来,上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甚至更以后,还称不上是现代国家的悲剧,因为无论是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或是立陶宛人,都依旧念念不忘曾经的波兰-立陶宛王国,他们因为语种而被贴上了民/族的标签,并且因为外力的左右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嫌隙。不论是当时掺和其中的德国人,还是后来乐在其中的斯大林,都压根没有想过这些土地上居住者的民族自决问题。或许带有一定意义的偏见,罗格瓦尔认为苏联人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打散这些国家的近代认知,然后完全把他们和旧的古典欧洲历史传统割裂开来,按照苏联人的计划从民/族/认/同变成国/家/认/同。换言之,斯大林之所以会做那么多事情,偶尔满足这些人的民/族/性,偶尔满足那些人的领/土/诉/求,都离不开当时的地缘政治大背景。同样的,他纵容某些可怕的清洗,归根结底是为了剪除自己的异己,而他默许各种械斗厮杀,也是提防着旧的传统被捡回来以后让人闹心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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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法西斯德国不在了,前苏联也不在了。于是波兰居然搁置了领土、边界等等历史争议,开始寻求和邻国的和解。很难讲这是一种牺牲了平民憋屈为代价,向政治利益妥协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默认现状的虚无低头,并不会太伤害真正意义上当代国民的情感,而只是让那些曾经深陷其中的人觉得不知所措而已,但随后得到的利益确实看得见的。波兰和乌克兰的和解真的很像是一种让人惊讶的奇迹。他们之间毕竟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

而我在本书里最喜欢的部分也翩然登场。按照冷战结束后波兰人的立场,一个是欧洲化,一个是放弃领土诉求。这两个都很重要,前者代表了身份认同后的经济利益,后者则是地缘政治下的稳定边界。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在外交桌上放弃了关于历史问题的全部争论——那些不但没有意义,还会有碍正经事的推进。但搁置和遗忘是不一样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选择把历史交给历史学家。

波兰的救国军国际联合会和乌克兰人联合会找到那些最不温和的历史学家,让他们写下种/族互相清/洗的历史。双方对抗的地点是学术会议上。

这两个非政府组织和这两个学识渊博的国家机构组织了一系列关于乌克兰波兰关系的研讨会。研讨会的安排中有比较环节:每个讨论议题都有一名波兰学者和一名乌克兰学者陈述一系列论文,他们的论文章节并列发表在一起。在每个研讨阶段最后,双方的所有历史学家会签署一份双语联合声明,列举意见一致与意见分歧之处。尽管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合作安排的议程也让所有人感到丧气,但是最后的产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优于任何一方自行研究、发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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